收藏本站
 
新闻详情

杨绛个人文集的编辑理念  敖慧仙

浏览数:102

摘要:杨绛先生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特色鲜明的编辑理念,在个人文集的编辑实践中独树一帜。其精益求精的准确性理念,统筹全局的综合性理念,个性鲜明的创造性理念,给当下编辑出版界以重要启示和有益借鉴。

关键词:杨绛;个人文集;准确性理念;综合性理念;创造性理念

2015年,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中西文学研究学者杨绛先生踏入她绵长人生的第104个春秋。她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卓然有成,于编辑实践方面同样成就斐然。她直接或间接参与了《老圃遗文辑》、《钱锺书手稿集》、《杨绛文集》(下文简称《文集》)、《杨绛全集》(下文简称《全集》)等的编纂,诸文集的出版皆引起编辑出版界的热烈反响。

众所周知,编辑理念之于编辑活动至关重要。它们不仅伴随着编辑主体的情感体验,为主体情感和态度的载体,使编辑行为带有目的性且促成现实的控制力量。绛的文化视角与统筹全局、建构历史的能力,助她形成独具特色的准确性、综合性、创造性的编辑理念,为当下编辑出版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。

一、精益求精的准确性理念

邹韬奋曾经说过,“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,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,或为我所不称心的,就随便付排,校样亦完全由我一人看,看校样的聚精会神,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,因为我的目的,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。”这其实也是杨绛的编辑追求,奉行在她全部的编辑实践中,形成了精益求精的准确性编辑理念。

编辑活动是一项严谨细致的艰苦工作,认真细心为一切之首。以求真务实的精神,力求准确、准确、再准确,做好最后的把关者,是编辑的基本职责。杨绛在著述和选编个人文集的时候,始终保持一丝不苟甚至苛刻的严谨态度。2004年出版《杨绛文集》时,她提出“四删一留”的编辑原则:“不及格的作品,改不好的作品,全部删弃。文章扬人之恶,也删。被逼而写的文章,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,也删。有‘一得’可取,虽属小文,我也留下了。”1

同时,在个人文集的编辑整理中,杨绛严格执行精益求精的准确性理念。年过八旬,她毁去已写成的二十章小说;98岁后动笔写《洗澡之后》,数易其稿,迟迟未交付出版;《全集》出版之际,她已逾百岁,依然严格修正错误。一些已发表并广受好评的作品,她也重新审查。如《干校六记》中,有一句话为:“大娘‘呜——噜噜噜噜噜’一声叫,就跑来一只狗……”杨绛仔细斟酌,“噜噜噜噜噜”不是叫狗的声音,为此她改为“大娘‘狗’一声喊……”她还给“狗”加了注释,如此追求精确的例证比比皆是。戏剧《弄真成假》,《文集》多次印刷均误写为《弄假成真》,而《全集》中已明确修正。诸如此类的细节修改,不一而足。

此外,杨绛年过八旬拾遗父亲七十年前散落旧报刊的文字,整个辑录过程的艰难不易备述。报纸字迹模糊,芝麻点儿细字,太小看不清,放大了更难认。一面查书,一面对着原稿反复比拟,仔细琢磨,大非易事。许多行甚至成片模糊,难以辨认。【2】且父亲熟读经书子集,谙习训诂小学,通晓多门外语,兴之所至下笔洋洋洒洒,引经据典,易造成标点的疏误。为求准确无误,杨绛逐字辨析、锱铢必证,与钱锺书一道遍查参考书解决疑难,终于整理出版了45万字的《老圃遗文辑》,为读者呈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境况和文学风采。

众所周知,出书是门遗憾的艺术,“无错不成书”成为作者、编辑难以避免的命运。而序跋、自传等为蕴藏史料丰富的副文本,往往关涉作家、作品及文学史的多方面史料,颇能反映作家的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。【3】《文集》与《全集》的文末,附有杨绛自撰的《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》(下文简称《大事记》),相当于微型的作者自传,记录了杨绛的生平和创作大事,颇具研究价值。对比几个印次的《大事记》,笔者发现一些显著变化:

1、及时更正错误信息。其中2013年5月印刷的《文集》错漏较多,如“1999年”大事记, 在阐述完1998年12月钱锺书去世及送别的情状后,无厘头地出现一句“从2003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够45册”,这无疑是编排印刷过程中的谬误。类似错误在2013年9月印的《文集》已基本修正,而《全集》的改正则更彻底。

2、出版信息渐臻完善和精准。出版社名称及所属地、语种及简繁体等出版信息,得以更细致准确地体现。如2003年的大事记,《文集》初版本中提到“《围城》英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”,而2013年9月印的《文集》和2014年8月出版的《全集》中,皆表述为“面对国内和世界华语地区读者的《围城》英译本,由外研社出版。”可见杨绛对不同语种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出版情况的重视。

3、语言表述更严谨、精准。每版个人文集的修订,杨绛皆追求语言表述蕴藉节制、简洁流利、用词精准,严格从语言规范、修辞学的角度进行润饰和精益求精。因此,杨绛的文字寓艰涩于清新,置从容于淡雅,表达流利、规范、科学,个中况味和独特风格颇耐咀嚼而历久弥新。

此外,值得一提的是,2014年7月17日是杨绛103周岁寿辰,出版社拟在作者生日前夕推出《杨绛全集》,但责编深谙杨绛严谨准确的作风,各方面精益求精,最终未能如期出版。可见,比起精准度的要求,寿辰等时间接口并不重要。在个人文集的直接或间接编纂过程中,杨绛逐渐形成精益求精的准确性编辑理念,这一理念是渗透编辑全过程的。

二、统筹全局综合性理念

王振铎以为,编辑有“六元”元素。其中,编辑是编辑活动的主体,是作者、读者和编者人际关系中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角色。【4】在编辑活动中,编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,而应具备组织策划、选择加工、定位导向等功能,被赋予“博学家”的使命。

因此,编辑综合素质的高低,决定了编辑活动能否顺利开展。而当一名作家集作者与编者于一身,所要求的综合涵养必然更全面,杨绛即集二者于一身的典范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,“她(指杨绛)跨东西方两种文明之上,角色多重且各有建树,是许多后辈学人无法企及的”。

杨绛无心做编辑,但亲人相继去世后,她悲悯地点燃生命的暮光,为至亲编辑文集。对于一般人认为“艰涩难懂”的钱锺书手稿或杨荫杭遗稿,杨绛编排乃驾轻就熟,解读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。在亲人遗著和本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中,杨绛统筹全局的综合性编辑理念得到集中反映。

(一)敏锐的选题和编排能力

纵观各类书刊的编辑出版,策划是否成功,效果是否满意,首先要看选题有无代表性。2004年出版的《杨绛文集》,卷首杨绛即表明编选原则——全部文章,经整理,去掉了一部分,把留下的部分分门别类。一半是翻译,一半是创作。创作包括戏剧、小说和散文。可见,杨绛在选题编排上,大致明确地按体裁划分,创作和翻译部分的结构分量相当。

杨绛具备敏锐的选题和编排能力,编选过程精益求精,忠于作品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编辑理念。《文集》分为“小说卷”、“散文卷”、“戏剧·文论卷”、“堂吉诃德”等文卷,既全面涵盖作者的创作和翻译,又尽可能覆盖各个文学体裁。《文集》出版十年后,杨绛整理出版《全集》,综合和整体意识更明晰。她更改了《文集》翻译部分以作品名称命名的方法,而以“译文卷”来统一命名,可见其宏观统筹的能力与综合性的编辑理念。

(二)精准的分类和命名能力

“讲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,就是说,在编辑过程中,不全是一种被动的、简单的、程序性的劳动,其中有编辑的主观努力和创造性思维在里面,这是传播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和内容。”【5】对作品分类和命名的水平体现着编辑的综合素养,也直接关涉出版物的质量和风格取向。

年近九旬,杨绛始致力于整理钱锺书遗留的读书笔记,她几乎凭借一己之力,整理出七万余页天书般的手稿笔记。她按笔记的时间顺序分类,定下主框架。再根据钱锺书的自订目录,参照文献著录惯例规范书目信息,最终形成简明科学的分册目录。最后,她准确地把笔记分成三类:外文笔记、中文笔记、“日札”。杨绛以这三大类为底本条分缕析,力求保持原著博学、翔实、互证、严谨的风格。作为一名非专业编辑,杨绛做到了对作品的准确分类和命名,由此更加充分地体现了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的特定风格和学术价值。

(三)小中见大的研究意识

杨绛在个人文集编辑中,自觉养成专业的研究意识,使用“减法”设计对文集进行“量体裁衣”,力求达到小中见大、简约质朴的风格。其中,《杨绛文集》即为例证。

《文集》从2004年首次发行,随后五次重印,到2014年《杨绛全集》出版,杨绛对文字、图像、色彩、材料等的编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她对文集的编辑运用了“减法”,即用最简洁朴素的方式,对文集进行“量体裁衣”。同理,杨绛编辑整理《老圃遗文辑》,亦遵循小中见大的“减法”原则。全书45万字除了作者照、《申报》影印件、整理书稿的手迹、前言,其余皆为杨荫杭的遗稿内容,采用竖排版,简洁美观。

可以说,每部文集从内涵到外型都凝聚着杨绛小中见大的研究意识,文集简约雅致。杨绛曾提及“收到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听杨绛谈往事》繁体字本,封面照片被浓妆艳抹。”画外音是不喜欢“浓妆艳抹”。可见,“简约即美”是杨绛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和编辑风格。

杨绛在编辑实践中,养成敏锐的选题和编排能力、精准的分类和命名能力、小中见大的研究意识,并统筹全局、科学分类、适度综合,有效地强化了文集作品的风格和品质呈现。

三、个性鲜明的创造性理念

欧洲“最美的书”评奖委员会认为,最美的书必须有合适的字体,以及包括有扉页、附录在内的美观的版面设计,书籍的各个部分都要设计恰当并符合美学的要求,书籍的纸张、护封、封面、环衬和印刷等要素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,并在使用时感到方便。可见,一本好书涵盖诸多方面,能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愉悦。实践表明,作为编辑人员,不仅要有强烈的准确性和综合性理念,还必须具有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。杨绛在编辑实践中,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编辑元素,形成个性化的创新理念。

   (一)传统书卷美与现代书籍形态的融合

杨绛拥有优越的家学传统和中西合璧的教育,陶冶了她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文化气质。因此,杨绛参与编辑出版的个人文集,亦十分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。

一方面,杨绛善于吸取中国传统书籍设计强调书卷美的精髓,从文字的排版、空白的运用、版面设计、纸张的选取、印刷工艺等,体现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审美功能。另一方面,杨绛善于接纳和借鉴现代书籍的设计理念,在个人文集的设计中,充分体现时代性、文化性和艺术性。她力求各部分设计适当,符合美学的原则。如1993年10月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杨绛作品集》,封面除文集名称和印章外一尘不染,而文字表述和版面设计皆显示现代性特征,每一章节的节奏层次皆显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。

  综观杨绛个人文集的选编,不论是作者的创作风格,还是编选规则、编辑排版、装帧风格等,处处显示杨绛的编辑理念和审美趣味,体现着她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编辑思路。文集风格的自然、典雅,中国传统书卷美与现代书籍形态的融合,使我们每每开卷,总有整洁干净、春风拂面的美感。

(二)注重细节的精品意识

  编者的编辑理念,往往可以通过出版物的外化来体现。出版物的品质越高,编辑的理念则越明显。杨绛对个人文集的编选,颇注重细节和精品意识。《文集》初版中,杨绛与责编共同挑选了80余幅插图和照片,配以简明文字说明,图文并茂、美观清晰、历史感颇强,为文集增色不少。此外,《我们仨》中影印了钱锺书手写的诗稿,收录三则附录和“我们仨”不同时期的照片,以记录“我们仨”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个人文集中诸多细节的精益求精,可见作者和编者匠心独具。

尤引人注目的是,《全集》首印3000套书中,配一别致的藏书票:103mm见方,寓意杨绛先生103寿诞;简约的版画风格,质朴而有韵味;图画中的杨绛,银发井然,目光炯炯,孩子般纯真带笑;右侧是“杨绛全集”,此四字从钱锺书书法中集录而成,故旁有“钱锺书”小红印;藏书票右下方为一枚较大红印,刻有“杨绛之印”, 印下是拉丁文“EX-LIBRIS”字样。红印相伴,丹心相通,简单的设计传递着耐人寻味的意蕴,编者注重细节的精品意识可见一斑。

(三)与时俱进的精神

编辑的创新意识,还应体现在勇于打破旧有的编辑意识和模式,试着在版面设计、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与时俱进大胆创新。杨绛在个人文集的编辑中,亦体现与时俱进的编辑理念。

2014年出版的《全集》,将原来《文集》八卷本扩充为九卷本,增加近20万字的内容——一部小说,两个孤本,六首诗作,多篇散文。在《全集》的编排中,散文卷有较大的变动,杨绛将《文集》的序文和讨论会发言稿等归入散文卷,研究论文归入文论卷。译文卷在原格局不动的情况下,直接在最后一卷加上《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》的译文单行本。而最大的亮点,为新增的六首思念至亲的诗歌。此外,各卷皆增加作者近年的生活照和创作照,尤注重旧作的新版照片。

而《大事记》从《文集》初版本开始,再版时皆有新增内容。《全集》增补了杨绛书稿付梓前整整十年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,皆遵照严格的时间顺序。对于大家共同关注的传主之近事,如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的出版情况,长达10个月的正义而艰难的维权情况等,杨绛皆认真记录在案。如此一丝不苟的务实精神,无疑是对民族文化、社会、读者、作品高度负责。

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编辑实践,使杨绛在编辑领域成为卓尔不群、特色鲜明的“这一个”。杨绛在个人文集的编辑实践,印证了“国外经典教材”《编辑的艺术》作者的总结:“编辑不是某一狭隘领域的专业人士,而是知识渊博的多面手。”